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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自嘉祐三年被召回京城后，没出半年就又上旨请求外调。天子驳回了他的请求，可王安石却一再上表，表示自己要去地方上继续历练。
不是王安石矫情，实在是对于京中的官场风气颇为看不下去。虽说这个时候，宋国的朝堂上贤能官吏很多，可王安石这人脾气实在有些古怪，对于官员奢侈之风实在看不下去。
而且在京中压制较多，许多事情都得不到施展。几次下来后，王安石也算看明白了，赵祯只是个守成之君，自庆历变法失败后，这位帝王已不敢轻言变法了。
原本王安石在入京前以为赵祯心意有变，因为杨涵瑶的许多建议都被他采纳，以为这位帝王又将大刀阔斧行变法之事，这才欣然入京为官。
可等他到了京城以后，却发现赵祯还是那个赵祯，朝臣还是那些朝臣，对于他说得变法要大刀阔斧，要下猛药的说辞都不以为然。
失望之下，王安石又起了回地方做官的念头。毕竟他在常州时，观察到了许多事，跟杨涵瑶又多有交谈，得到了不少的启发，总结出了一套更为完善的变法理念。
现在既然京城里无法施展，不如退而求其次，回到地方上，当个一把手，那么许多事都可以去做了。
于是在多次上表后，终于被派到了江南东路去做刑狱。这在后世相当于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或者纪委书记了。在地方上那绝对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王安石心满意足地走了，虽说是刑狱，可他相信他现在那套理论非常地不错。只要和地方官员多沟通，把常州模式一一复制到一州一县得话，江南东路必有很大的改观。
不得不说王安石还是很有本事的。在嘉祐三年八月到任后，他与地方官员多有沟通，并把常州的所见所闻著写成册，发于大小官员，使得江南东路的民生，经济大为改变，到任两年多，赋税翻了好几倍。
这使得王安石更加坚定了要变法的念头。对于现在琢磨出的那套理论也越来越坚信。他觉得只要大宋每一县都套用常州模式的话，那大宋必将开一代盛世局面，远迈汉唐。
嘉祐四年，在杨涵瑶的介绍下，江南东路开始大力种植棉花。等到了嘉祐六年，棉花已成了江南东路重要的经济作物。
除了棉花外，在去年的时候，杨涵瑶又送来了新的物种：花生。据说也是她那师尊从海外寻来的物种，可榨油，药用价值也非常高，是一种不错的经济作物。
“经济”这一词是王安石在常州与杨涵瑶交谈时听到的最多的词语。在王安石看来，所谓经济其实就是民生，提高经济等于改变民生。
王安石在这一方面，脑子很是灵活。一点也没有古代士大夫的迂腐，一提到钱就一脸不屑。
王安石为官起，就一直在地方上为官。不管是做县令，还是做知州，他总是喜欢在地方上到处转悠，与社会底层老百姓的接触非常多，是个标准的实干家。
因此老王同志对于钱财的重要性那可是比谁都清楚。特别是在常州与杨涵瑶接触后，看到常州商会一日日壮大，看到常州百姓生活的改变，以前一些模糊的地方终于变得清晰了起来。
想要改变民生，那首先得有钱。那钱从哪来呢？在常州时，杨涵瑶曾给他画过一副经济循环图，使得他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
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提高经济就是改变民生。怎么改变民生呢？首先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就是要让他们赚更多的钱。
老百姓手里有钱了，需求也会跟着多起来，那样，商市也会跟着繁茂起来。商人赚到钱了，自然要上税，赚得越多，税就交得越多，国库也就跟着丰盈了起来。
国朝有了钱，就可以修桥铺路，加强边防的建设。这等于又是将钱用到了老百姓身上。如此周而复始，钱还是那多钱，可当钱流通起来，流通到各个领域后，那么强国富民则不远矣。
钱财如水，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否则地话，只是死水一潭，时间久了，自然要生问题。
这是杨涵瑶的原话，王安石这几年在江南东路实践下来后，更是深以为然。如今江南东路的老百姓日子不知比以前好了多少倍。
就连地方上的官员也是受益颇多。原本还有些埋怨王安石的手伸得太长，只是碍于老王的官阶比他们高，不敢说罢了。对于王安石的提议，大多是抱着虚与委蛇的态度。
可等看到一些合作的官员在地方上做出种种功绩后，纷纷都坐不住了。这才知道，原来王大人不是来压制他们得，而是来给他们提供进身之阶得！是他们糊涂啊！
意识到这点后，仿佛就在一夜之间，这些官吏就跟变了个人似得。收起了之前的散漫态度，变得积极了起来。
而且这些江南东路的官员们还发现了一个既可捞钱又不会触犯律法，还能得到老百姓称赞的法子。
那就是把自己存得钱也流动起来。以前他们也会搞些投资啥得，但回报实在是不大，哪有贪腐来得爽快？
可做个贪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得，不仅风险大，而且脑细胞也要死掉不少。许多人也只是放在脑中想想，稍微弄点就行了。就这样，晚上都睡不安生了呢！特别是上头若派来的官员素有清明的话，那就更不敢下手了。
现在好了，老王同志复制了常州模式，又有县主的常州商会大力支持，使得他们可投资的方向变多了。要知道，嘉宁县主那个人，要么不出手，出手那准是大赚特赚得。
其他不说，光棉花与花生，他们就赚了不少。找个代理人来做此事，自己不用出面。更不用担心销路的问题，每到收获季节，直接等着拿钱就行。
还有常州商会去年开始，入驻江南东路，开始开办工厂，主要是做绸布，以销海外。江南东路大部分地区原本就种了许多桑树，在棉花和花生还未在此地种植时，养蚕的人家比比皆是，本就是出生生丝的地方。
现在商会入驻，与本地商户合作，开办工厂，广收工人，大力生产绸缎，不仅桑农们得到了实惠，官府所收税银也将比往年更丰厚。
而工厂大力招工，也使得一些无田地的老百姓有了新的保障。丰厚的月俸，公平的制度，不仅仅是吸引了当地的百姓，更是吸引了不少周边地区的百姓前来务工。
这些百姓有了钱以后，自然也是要消费得，这就使得整个江南东路地区的商贸变得异常繁华了起来。
而官府有了钱以后，又开始修筑水泥路，全部按照常州的模式来。不少商户踊跃捐款，而他们这些官老爷们需要做得事只是在各地树碑立传，把捐助人的名字刻上。
经济的提升，民生的改变，不仅获得了老百姓的赞誉，更是在吏部留下了色彩浓厚的一笔，成为了日后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
不少官员都在感叹：这两年这官做得就跟在做梦一般。以前官府若要募捐，可是要被人骂得；现在倒好，告示一帖，全上赶着来送钱，还怕送少了。
前后两种态度的巨大诧异，实在是让这些官员们唏嘘不已。原本还只是抱着投机的想法，在这种局面下，不少有心思的官员开始留心了。
他们常虚心地拿出老王同志写的册子出来研究。也不在官府衙门里坐着了，时常都学着王安石那样，出去与各个阶层的百姓接触，观察他们生活的变化。
而常州商会办得工厂更是成了他们考察中的重点目标，了解工厂运作的模式后，回来写下自己的心得总结。这些举动，使得这些江南东路的官员在日后的政场上都做出了不菲的成绩，其中不乏名留青史者。
而这些江南东路的官员也成了日后王安石变法中的一股重要支持者。如今到江南东路的官场去走一走得话，会惊愕地发现，这些官吏坐在一起时，根本就不谈什么四书五经，道德文章了。
他们嘴里说得最多得，也是这两年来听得最多的一个词：经济。如何提高自己所辖范围内的经济成为了这些大人们的主要课题。甚至不少人都暗暗存下了比较的心思。
每三月就要碰头一次，虽有相互交流心意的用意，可更多地却是大家在攀比，比谁把经济工作做得更好，谁治下的百姓生活更好……
总之这些官员们都感觉自己好像找到了一把可快速升官的钥匙般，积极性别提有多高了。对于王安石那更是佩服地不得了！
至于那些迂腐之人，有甚可在意得？他们已然和这些人不同了，他们做得才是真正惠民之举，而不是只会吟诗作对的傻呆鹅！其他人爱说啥说啥去，能升官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