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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政事堂,徐平回到了自己的官厅。随便处理一下公文,就该休务回家了。
在案几上随手一翻,却发现一封来自新任巩县知县王安石的书信。展开来看,原来是最近京西路工商业进行大手术,王安石有不同意见。
之前,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各地的工商业基本都操控于官府之手。特别是像酒楼和邸店之类的服务业,稍微大一点的县以上城市,几乎全为官有。哪怕百姓自己开的店,只要官方觉得利润可观,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收归官有。
这些官有的酒楼和邸店,大部分让百姓指射,即承包出去,官方收取固定利润。大一些的店,赢利能力稍强,便由官府经营。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对经济的束缚不说,是官府为了保证利润,强行让境内的富户轮差衙前役,用家产作保经营酒楼和邸店。商业正常增长一切都好,一旦出现亏损,或者利润下降,便由轮差衙前补足差额。
这跟徐平前世的国有经济不一样,这些酒楼邸店被官方直接当作提款机,过分一点的地方不按前几年业绩,随意指定一年要上交的利润。达不到,便直接用经营的衙前人家的家产充账。在很多地方,直接变成了对境内富户额外收税。
宋朝天量的财赋收入,除了禁榷专营,还有一大部分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的后果,便是造成了官府插手不多的商业的畸形繁荣,服务业的破败。除了采取特殊政策的几个京府,大部分的州县,城内服务业不发达。甚至于出现,城外偏远地方的酒楼邸店,由于不在官方掌控之下,比城内还繁荣的怪事。
在京西路试行的工商业改革,徐平借鉴前世经验,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除了四京之外,地方上那些由百姓指射经营的酒楼邸店,一律卖出去,官方收税。
一般原则,县一级保留一处官方经营的酒楼,和一处官方经营的邸店。州一级则按等级,保留二到五处。超出数字的,把小的卖掉扩建大的,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官方所有的这些商业,不再使用衙前,而是雇专人经营管理,制定奖惩制度。
宋朝现在问题是,在城镇是官有经济占的比重过大,官府对利润的搜刮过甚,让工商业发展不起来。通过向民间让渡小型工商业,来刺激经济的活力。
与向民间开放工业和服务业相对应,通过三司铺子和各种民间会社经济,把畸形繁荣的商业的主导权,从一些大商户的手中夺过来。他们借助官方力量实行行会垄断,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打击压制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达的不同意见,竟然是觉得对民间放权让利不够。他以巩县为例,认为已经有了驿馆,官方的人员往来住处和酒食供应有保障,再保留官营的酒楼和邸店各一处没有必要。如果把这个市场完全放给民间,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这封书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不相信这是王安石提出来的意见。在印象中可不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是把民间的工商业全部收归官有,走得比自己更远。
中国历史与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轨迹,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经济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官方都占有巨大份额。宋朝是一个顶峰,王安石变法直接把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几乎全部收归官有。同时在乡村推行保甲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鉴他前世新中国刚建国时的做法,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做过了。那次变法的问题,是把经济权力收上来之后,没有用这些钱发展社会生产,而只是让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庞大的改革,真正与发展有关的,只有农田水利法等了了几项措施。生产发展不了,改革必然被旧党反对,这种反对有社会基础。
如果徐平记得他前世整套的工业技术,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做王安石变法的事。农村分田之后实行保甲法,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最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到徐平年迈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开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极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发展中国本土的收益。那样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建了个地上神国,其他地方全是原料产地。把经济的大部分收归官有,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当文明大潮冲击全世界的时候,会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发展进程都是一样的。蒙古人打下了亚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当时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也认为他们那一套奴隶代理制能够千秋万代。实际上只有几百年,这一切便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用封建社会指代一个历史时期,来分析历史,应该是大致准确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国这种,从秦朝之后便就告别封建,必然是另一种形态,另一种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力是相对的,与人的欲望有关,而不是绝对的。欧洲人认为历史有一个明确终点,是他们一神制文明的惯性,只是他们那样认为而已。
王安石提出的意见让徐平诧异,是因为他现在的看法跟历史上学来的不同。他提出这种意见来,就说明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跟司马光那些人没有什么差别。徐平不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王安石后来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想来想去,徐平决定给王安石回一封信。
这种思想,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说起。当然有可能可以上溯到更加久远的时间,徐平说不清楚,也没有必要。思想发端付诸行动从管仲,到百里奚,再到桑弘羊,汉武帝时的盐铁法最终大成。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掌控天下,朝廷要执国柄。盐铁不只是对特定商品的专卖制度,而是为了让政权掌握经济命脉,由政权直接掌握一部分经济活动。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徐平前世经常听到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讲了两千年。从洋人的制度出发来发议论完全不得要领,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即政权要想稳定则要掌控天下权柄。盐铁握经济权柄,察举制和科举制握文化权柄,唯一的问题是还没有找到握军事权柄的办法。征兵制和府兵制都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新的军事制度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成了禁军的各种怪象。军制改革,说穿了,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将校培养制度,由政权握住军事权柄,从而可以放手发展军事力量。
为什么要把一部官府掌握的经济实体放到社会上?因为政权只要握柄即可,全部掌控超出了实际能力,不能够推动生产发展。王安石的变法证明了这一点,他从最开始的想让朝廷掌控工商业和金融业,从而推动发展,最后变成只求掌控,不求发展。
各州县都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官营经济成分,就是要让朝廷握住经济权柄,能够主导经济发展,而不要反过来被经济操控。当经济繁荣过去,面临困难的时候,再利用这个权柄把社会的经济实体收到官营来,利用官方利量推动生产发展,带动下一轮繁荣。
天命不在,治乱循环极大影响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政权就要操控治乱循环,而不能被动面对。要操控就要有一个把手,这个把手就是从盐铁论发展起来的官营经济。
王安石刚刚开始在地方做官,还没有机会进入朝廷中央衙门,还做不到从全局来看待经济问题。他现在的看法,还是传统的与民争利,利不在民则在官的看法。
盐铁论一直有支持的一派,也同样有反对的一派。历史上的极端情况,便就是到王安石变法,尽收天下经济权柄入朝廷。他的思想被抛弃,宋朝之后的政权放弃了盐铁,财政主要依靠赋税收入,后果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面临社会危机,政权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经济能力,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天下大乱。
经济的生产和分配,说到底还是生产满足人民欲望的问题,眼前的和长远的。政治就是顺民意,从民欲,其他一切都只是工具和手段,当作信仰就本末倒置。
政权要治理天下,就要执国柄。如果失去了抓手,太阿倒持,后果不堪设想。税赋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效率远不能与直接执经济权柄相比。
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政权持此三柄,便就把握住了天下大势,很难撼动。而后才能够从容施政,示公义于天下,得天下民心,建立起牢固的认同感。
根据自己的经历,徐平再回头看历史上的王安石改革,从记住的几条主要内容,便就看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三者的重要性。只是现在他还没有成长起来,再一个性格和经历的原因爱走极端,徐平不介意自己主动引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