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公事中没有我觉得

安化军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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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事堂,徐平与晏殊和章得象端坐,三位执政拱手行礼,分座议论朝政。

    徐平道:“以后至午时,众宰执到政事堂集议,用茶点。若无难决之事,午后各自休务归家,诸位以为如何?此为常例,若有紧急大事,可以急召众人来政事堂。”

    众人拱手:“谨依相公吩咐。”

    晏殊道:“丰胜路范仲淹奏,西北事务繁多,在朝廷多有阻滞,甚是不便。他提出宰执中可否分出一人,专理西北事务。如此一来政令通畅,上下皆得其便。”

    陈执中道:“我觉得,此议可行!”

    徐平看了陈执中一眼,淡淡地道:“公事之中,没有我觉得!各路事务,自有中书门下诸衙门处置。依制度而上奏,合于道理则行,不合道理则格。现在事有阻滞,是各衙门道理未通。政,就是当政者要正,学而能改则正。我初居相位,道德未立,其理未通,衙门理事心中有惑,至有阻碍。接下来的日子,你们定个章程,凡在京待制以上官员,每过多少天,聚集学为政。道理不辨不明,大家边学边辨,心中无惑才好理政!”

    众人没想到徐平穿上公服真是一点面子不给,心中一凛,一齐拱手听命。

    徐平又道:“宰执对省事通治还是分治,自唐朝就有议论。虽然一直有人说众宰执分治省事为便,却终究不行,凡分治用不了多少时间必改回来。为何?”

    “宰相当国,以什么当国?以贤当国还是以能当国?对道理似解未解,自觉君子当政该信而无疑者,就以为当政者必选贤君子,选贤君子后当用之不疑。此想法大误!宰执正位政事堂,非用其能也,用其贤也。理政当由各衙门依制度而行,宰执通其理。道理于政事中一以贯之,行于天下,去万民对朝廷政事之惑。一人其贤终有道理不通之处,是以数位宰执共处政事堂,查漏补缺,集众人之力而正宰相之位。朝廷理政之能,在中书门下诸衙门,非在宰执。若分治省事,是把中书分成几衙门,政事堂名存而实亡!”

    宰相是干什么的?确切地说,宰相不是处理朝政的,而是对朝政把关的。行政制度中的这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要把政权的治国之理,彻底地贯通于全部制度和施政中。把秦汉时的丞相制度,改成多人执政的宰执集团,并不是为了分相权,也不是为了互相牵制,而是天命已经不被人民认同,执政者再由一个人向天命负责,已经难解人民对政治的惑了。

    丞相制时,天下有灾异,说明天对政权有意见,由宰相出来负责。或贬官罚俸,或者是直接换人,以应天变。在昭昭天命之下,如此做会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有凝聚力。

    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由什么来保证?靠着选举制互相牵制?其实那只是部落遗风,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文化。现在北边的契丹还在行柴册礼,契丹皇帝是由世选制产生,凡有大事他们也是进行各世选诸侯的大集议。这是从部落直接进化到帝国的文明中,很多都会有的现象。徐平前世,很多人对政治不解其理,心中多有疑惑,至生心鬼,便请了洋人的制度来镇自己的心鬼。凡是洋人的制度中有的,便高呼为神,觉得不可战胜。从史书中看到契丹还存在着部落遗风,被心中的那尊洋神震慑,便就以为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高呼为什么大宋打不过契丹,人家契丹有着洋人那神一样的传统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那岂不是文明永远打不过野蛮,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对政权有一套一以贯之的道理,合于这个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够施行下去。从开始选人才的第一步,便就开始贯穿这套道理,一直到最后的行政措施。通过长处累月的政治行为,这套道理与人心相呼应,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文明。

    这就是徐平所说的,公事中,没有我觉得。穿上公服为扮,按照道理定制度,定施政措施为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去除个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国之理来进行。

    范仲淹错把圣贤政治当成了君子个人修行,在思想意识上,确实还没有满足做宰相的要求。历史上他行庆历新政,就是让宰执分治省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块,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却让政事堂名存实亡,失去最后把关的作用。政治中没有了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乱,会迅速销蚀政权的合法性。

    庆历新政失败,后人归于吕夷简等保守派的打压破坏,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后,非要找忠臣奸臣。这个年代哪来的忠臣奸臣?个人操守或有不同,但只是各人正位或失职,非关忠臣奸臣的事。不明道理则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时政事堂里的人,对道理或有未通之处,但都知道以理治国,对徐平的话并无疑义。

    章得象道:“日前圣上访进士取士,诗、赋、策、论先后。叶清臣言,查唐朝取进士旧制,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似较为稳妥。”

    徐平道:“朝廷取进士,选贤也,通治国之理者用之。科举之制,其来有自,查其源当起自两汉察举之制。两汉为何用察举?因其以昭昭天命,大镜悬天而解民于政之惑。以天命治天下,则民间必有知天命之贤士大夫,以此查而举之,与其共治天下,此汉之朝廷不敢违天之意也。两汉其国得自天命,是以天子必孝于天,天则佑之。以廉治国,不敢欺天是也。是故汉之察举,为举孝廉,为学者不得不查。”

    “董仲舒一儒生,为求进用,曲改阿附,以天命代人心,使汉借周德。汉兴于此,亦亡于此也。此天命,终是借来,借来者岂可久守也?以民声而应天命,王莽代汉,终至天下大乱。光武帝神武英资,中兴汉室,鉴王莽之祸,后汉天命不查民声,而求之谶纬。谶纬达天命,终是伪诈,以伪诈者为真则国必为人所盗。后汉末年,天下之权渐移入豪室门阀之手中也,天子仅拱手听命之木偶尔。此天命之伪,天下已历历在目,后来者再建天命已无可能。是故自隋起,执政者渐知天命不可复,终求周之真德。德散化仁义入民间,科举代察举之制,此其义也。欲以科举求世间知仁义道理之贤士大夫,以共治天下。”

    “何谓周德?朝廷为天,民心为地,立制度施政治事,使朝廷达于民心。天地相合则德立,德立天下自治。不知民心则有天而无地,地若不存,天又安在?天地之间再无一物可存也。策者,论者,皆朝廷之政也。诗赋者,民之声也。帖经、墨义,古人之道理所存也。以此知之,当先策,次诗赋,次论,以帖经墨义结之。”

    “为学者当知策、论、诗、赋,其来有自,非文学之谓也,实治国之道也。进士之诗赋不可只查其四六、韵律,此必拟民声而为之。是故,策以拟朝廷之政,诗赋拟民之声而应此策,论则对其论治国之理。此三者通,才可为暂通治国之理,为朝廷之选。”

    这就是道理通了,一切皆通,一切制度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在。

    用策、论、诗赋和帖经、墨义来取进士,不是考他们的文学水平,而是看他们对治国理政的理解。文学水平要求并不高,最重要的是里面反应出来对治国之理的理解,对天下胸怀的感悟如何。这就是从准备队伍开始,便就贯穿治国之理,一以贯之。不能够在这个道理之中的人,终究无法在朝廷立足,把个人的小聪明从一开始就防掉。

    汉朝的天命是借来的,皇帝能够借,就能够被别人偷。前汉以民声查天命,最后就是王莽以民声而代汉,再次走到了上古的禅让制上去。王莽志大才疏,其改革最终是激起了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才有机会光复汉室,把自己的天命抢了回来。如果王莽成功,则汉朝就变回了上古的禅让制,皇帝的世袭制早早就不存在了。

    刘秀鉴于王莽代汉的教训,不再查民声,而是由谶纬中去知天命。谶纬是方士儒生们制造出来的,是一个比天命更假的东西,把假的当真的,汉室天下就被门阀世族偷走。到了东汉的末年,汉帝只是门阀世族的傀儡,没有地,那个天就是假的。

    后汉不查民声,张角应势而起,得民心而成大势,天下板荡。刘备再是英资神武,也无法挽回汉失天下民心的严重后果,终于不能再兴汉室。

    到了隋唐,都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治国之理,制度和政策随意性很大。黄巢起兵横扫天下,平黄巢之乱的还是大唐招进来的军事集团。

    从韩愈柳宗元发端,到了宋朝才真正解决这个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历时二三百年基本完成。只是面临着蒙古兴起,武德不修的宋朝没有顶住,最后亡于外患。

    到了明朝,再一次像后汉一样,不去管宋朝儒学背后的治国之理,把那个假的儒家当作自己的天命。实际上儒学在宋朝基本没有称家,只有道学家和理学家。这个假的天命皇帝能用,别人就也能用,到了明朝后期,跟后汉大权入门阀之手一样,明朝的大权实际上已经落入了士绅和地方大族之手。没有民心,政权再是挣扎,也难以守住天下。

    把历史全归入王朝更替,完全不管其背后的道理,还是神神鬼鬼。明明每个朝代各有其亡的原因,笼统地归入阶级斗争,完全不管跟这个理论不符的事例。有惑不解,疑心而生暗鬼,只能够借阶级论这尊神,来镇心中的鬼。

    阶级斗争当然是社会发展兴亡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没有其他原因了。这就跟资本主义国家有经济危机,便就固执地认为其必亡于经济危机一样。明明人家在那里好好的,盲目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闭眼我不听我不信,跟我想的不一样的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