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理政(一)

安化军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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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渐渐变浓的夜色,徐平沉默了一会,叹息一声,对赵祯道:“天下治乱兴亡,后人评点起来,总是要说哪一个是庸君,哪一个是奸臣。天下若无这庸君奸臣,必然世道永昌。依臣看来,以天下之大,岂是一二人能够祸乱之?此事前朝或有,本朝君臣一体,祖宗家法,诸事立制,却不应该如此。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指秦二世和赵高、李斯为昏君奸臣。臣言,二世和赵高固然是暴君奸臣,然而秦之亡,却不是亡在这暴君奸臣的手里。秦之亡,实因其暴政而亡,后世当引以为戒。”

    赵祯道:“秦之亡于暴政,先贤论之甚明。宰相,你言以仁义之道佐朕治天下,必然是与暴政无关。突然之间,怎么说起秦之兴亡来。”

    徐平捧笏:“仁义治天下,仁之一道,固无可言,而义之一字,实是一言难尽。臣言天下大事,无外文武。对内曰文治,对外曰武功。文治不可兴于外,武功不可取于内。是故文归于仁,武起于义也。对内不施不仁之政,对外不兴不义之兵,此朝廷之职也。对外称仁,不识大体,如妇人持家不分内外。满朝臣僚,对内示义,则有异心。天下大义,必操之于人主。是故臣为宰相,变法理政,当受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臣以下所言,多是受怨之事,以陛下之聪明,自能尽知。臣明言之,非欲分辨于陛下,只是告之后人,臣为政之举,多有不得己而为之之处。后人当深知,此政只是有利于此时此地,不可因循。”

    后人经常讽刺中国古代,不管什么事都是皇上英明,坏了事是有奸臣。其实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吗?自己同意来做大臣,皇帝把大权给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么原因,都得甘心受罚,哪里能够一点委屈不受。

    赵祯听了,从案后站起来,对徐平道:“朕召宰相来,正要咨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宰相何出此言?你我君臣相得,当携手并力,拯民疾苦,让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为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时因地而异。此时之善政,百年之后或为恶政,此时去除之弊,百年之后或有利于当世。政因于时,因于地,一时举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为政者当深知,查其时,查其地,而用治世之术。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剑故事。自上古而及于今世,欲变法者不可计数,成者有之,败者有之。若论变法之功无大于秦用商鞅,用商鞅之术秦富而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秦用商鞅之术变法而致国强,商鞅终受车裂之刑,后来者岂不震怖!用一术,治国者只是取其利于当时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种,时移世易,其利渐尽,弊端渐显。当此时也,治国者当别求一术,取利而暂抑其弊。以仁义行天下,此治国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于万世。道之下治国之术,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利尽弊显之时,治国者当别寻治国之术。书生不知世事通达,见一时之荣,而百年之后渐枯,则跣足而舞,告于天下。尔曹皆愚笨,蒙昧无知,为人所欺,聪明如我者,则见其功成之时,败因已种。天下之亡,不亡于某某,实亡于建大功之人也!”

    听了这番话,赵祯一时怔住。就连一边记录的吴育也抬起头,看着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间怎么说出这番话来。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剧必不可能,说起来又有何用?

    为什么说这番话?因为接下来徐平要讲的,就是从现在的势力人家手中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了。他凭着前世的见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并不会真让势力人家变穷。所谓夺,也不是真地夺,只是后面的发展成果,势力人家分到的份额会变小。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记仇不记恩,便宜没够,吃亏不玩。别人赚十贯钱他赚五贯,便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没有一个好人。有这种人在,徐平的话又说得这么明白,必然有人会在以后骂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处,还是刻薄。

    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着想。用欺瞒小术,只是赢了一时,而落骂名于后世。

    说起商鞅变法,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突然记起来,前世学到的文章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这种小文人影响最深,流言广布。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来,就黑白颠倒。

    徐平前世有一个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从某国的哪个不入流大学留学回来,因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领导眼中远胜于自己这个土举人。平时说起事情来,经常就是不屑顾地来上一句,你说的这些,人家外国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问起如何如何来,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他没有一样能连起来说顺溜的。因为身上带了洋味,说得再不顺溜也是永远对徐平不屑一顾,你还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顺眼,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在以文治国的时代,社会地位就不是你能够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这些,什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最终还是要变成一条一条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层解释这些措施,主持具体的施政举措的,有很多是这种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千年后来的人,徐平不反对官吏之分?实在是怕了他们,最好留在吏这一层。

    做着宰相,进行着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时有反对的,也只能受着。怕的就是有后来人,当这些改革措施利尽弊显的时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这个改革的先行者一脚踹倒在地。压了自己,再把这个时候的措施反过来用。时代不同了,这个时候不行的那个时候说不定就行了,现在行的那个时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识形态混乱。

    见赵祯和吴育两人的神色怪异,徐平道:“道与术,虽有相近之处,万不可混同。天下因道而守,因术而兴。大道不变,江山永固;小术辄变,天下屡兴。世之谓变法,实是治国之术利尽弊显之时,别取一术而已。不可据道而问国因何未兴,亦不可因一术兴国而欲以此世守天下。秦之兴,术耳;秦之亡,弃道而取术也。宰相以大道佐君王,臣以仁义之道对陛下。但当朝理政,必用某术。术之为术不为道,盖其必有利弊两端,臣此时以此术行之,皆是取其利而暂抑其弊。后来理政者当深知,利尽弊显之时,当变其术。”

    道就是意识形态,术就是一时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在政权维护统治和抑制剥削的两面性之间摇摆。决定了如何看待剥削,就决定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同样的施政措施,但却有不同的目的,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要以为用了同样的政策措施,就是同样的意识形态了,那样就丧失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会有凯恩斯主义,不能据此认为有了社会主义成分,只是用这些政策措施进行阶级调和而已。不调和,剥削的烈度已经让社会不能发展了。而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剥削烈度的调整或许有相似的行政举措,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会相同,相同就有问题了。

    徐平前世的那个同事,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就是纳税人,紧跟的另一句就是当年我在国外如何如何。用纳税人这个词来要求政府,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认为剥削理所当然的,养一个政权来调和矛盾是不得已,才有纳税人意识。我向这个政权纳了税,便应当得到什么待遇,不合心意就要骂,政权要认真对待他们的关切。而那些穷得不纳税的人,对不起,政权不为你服务。那些富得不纳税的人,你觉得不顺眼,政权为什么不逼他们尽义务?对不起,那是政权的主人,政权管的是最广大中间阶层。你想当纳税人,得到纳税人的待遇,你得先接受这个政权有主人,帮着主人管理你而已。

    认为剥削不应该,只是不得不暂时忍受的,你的权利和义务与纳税无关,纳税只是你必尽义务的一项而已。不管你纳不纳税,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看起来相同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其实有着两种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