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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关徐平大帐里,王凯与一众将领向徐平报过各军的进军路线,具体部署,吩咐上了茶来,坐着闲谈。此时大军前锋已至鸣沙县附近,即将截断韦州党项军退路,一切顺利。
按照原先定好的方略,曹克明带整编过的本部兵马由天圣寨北上,许德统环庆路大军沿马岭水北上,两军由南线夹攻韦州。徐平带大军先攻鸣沙县,而后出偏师绕击韦州的侧背,配合南线。即使不能全歼元昊残部于韦州,也逼着他们向盐州方向逃窜,彻底放弃兴灵两州。而后曹克明部尾追韦州残部,与鄜延路兵马一起,歼灭他们于横山地区。
战事顺利,气氛就很轻松。闲聊了一会战事,因为将进入党项腹心地区,张亢问徐平道:“都护,你一再告诫,此次我们是兴义兵,吊民伐罪,彰显天威,不可与胡虏同。下官只是一直不解,具体可如做呢?汉胡本不同,天下尽知,只是何为汉仪,何为胡风?”
徐平笑着道:“你这话问得要害,不过却不是一言半语能够说清楚的。过几天,我会专门下一章程,入胡地各军照行。现在一切草率,不能细讲,我先靠诉你们一个大意。”
众将一起叉手:“愿听都护教诲!”
“两句话。第一句话,天师北上,以仁义之师伐不臣,吊民伐罪。番境有汉人,但大多还是胡人。汉人闻听王师来,必以手回额,奔走相告‘今见王师,自此我等汉人翻身做了自己主人也’。而胡人闻王师来,必心胆俱丧,委顿于地,曰‘天子之师来,自此汉人翻身做了我们的主子也’。其间滋味,自己体会。莫失汉人之望,莫中胡人之怨。”
众将一起应诺,这两句话听起来差别不大,但细想却有着天地之别。
徐平又道:“公孙丑问孟子,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何不耕而食?孟子言,君子不耕而食,是以才力而得国君之用,以孝弟忠信而子弟从之。非此二者,而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则近于盗。大军入胡境,凡不耕而食之人,皆令其至都护府,听候发落。”
田况皱了皱眉头:“番境之人多牧牛羊,自耕自食者只怕至少。”
徐平笑道:“耕仅是代语,凡是用自己的两手找饭食,皆在此列。市中百工,贩货商贾也是这般。不耕而食,仅指不劳而获而已。——好了,此是军中,我们说些俗话。汉风胡风之别,关键在我们汉人,饭食皆来于土地,一滴汗水一粒米,大家都习以为常。而番人起自牧牛羊,他们已经习惯了不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去获得财富。普通的牧民一样辛苦,但由此而起的势力之人,却已经从心上习惯了这种作为。所以我们汉人向往的,是有更好的土地,我流下更多的汗水,就能够有更多的收获。胡人则不同,便如牧牛羊般,他们所向往的是有更多的人被其奴役,而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所以此去番境,只要把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找出来,能教化之则教化之,不然则流于远地,过于恶劣的,则加以刑戮,天下太平。”
众人一起点头,明白了徐平的意思,不过要从心理上向这个方向靠拢,也不容易。
汉风胡风,争了数千年,其实真要认识到根本,理由就简单得让人发笑。就像徐平前世讲社会的阶级斗争,真正追到源头是贫富分化。当有人知道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最后源头原来是这么一件小事,便对整个理论一笑置之,觉得如小孩子游戏一般。汉风胡风之别其实是一个意思,最早起源于两个族群的生产方式不同,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这种文化的磁撞,最终形成了滔天巨浪。
内部由于贫富分化而出了阶级之别,外部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则出现了文化冲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用阶级斗争去解决外部的文化冲突,会不得要领,最终是付出了极大努力,还是让外部怨恨,内部同样怨声载道。而用外部的文化冲突逻辑对待内部,则很容易出现法西思倾向,极尽残暴,还不能够解决问题。
只讲阶级斗争,不讲文化冲突,易犯左倾错误。过于强调文化冲突,而不讲内部的阶级分化,则会犯右倾错误。不左不右,执其两端而得其中,是为中庸之道。
不管阶级分化还是文化冲突,都是起自于人们自然而然的生产过程,都是本于历史惟物主义。不是先有了文化冲突和阶级分化概念再去找理由,而是先有这个根才产生这概念。
所以一国历史,必然是内外有别。对内可以用阶级斗争为主去分析,因为这是内部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对外则要以文化冲突去看待,因为这是内外交往的主要矛盾。只强调一面而完全否认另一面,不管是倾向哪一面,要么不实事求是,要么别有居心。
历史的大势当中,是不能针对两方,一定要指出一个坏人一个好人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这些矛盾,是不断在变化的。既斗争,又融合,在斗争、融合中社会不断前进。有时候以斗争为主,有时候有交融为主,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
汉族文化传统起于农耕,农耕又有大庄园、小自耕农、公有大农场的区别,每种生产方式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认为农耕的文化就是千年不变的,不实事求是。所以这个年代去接儒家的道统,特别要强调“以意逆志”,合适的认,不合适的改。
胡风则是起于游牧,也分自由散漫的公社式和残酷的部落式,文化同样不同。
农耕文化的自由主义倾向,表现为“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强调自耕自食,天人合一。游牧的自由主义倾向则表现为自由散漫,不受拘束,向往大自然。这两个倾向在民族的交流、融合、碰撞中不是主流,存而不论。
游牧文化中恶劣的自然环境,朝不保夕的生存处境,出现了一种只顾眼前,不讲以后的倾向。同时由于生存条件过于恶劣,一旦得到了改善便容易不思进取,对于自己得到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手,对地位丧失之后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而缺少交流,各自依靠自己面对大自然的生存处境,又让他们对于人与人的关系非常漠然。我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来换,人与人之间只有简单的利益关系。如果不能交换,则就靠武力抢夺,武力抢夺在他们看来不是一种罪恶。这种抢夺的极致,便是抢人,把人如牛羊一样做为奴仆。
农耕则相对稳定,虽说是靠天吃饭,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劳动。与游牧不同,农耕条件下人组织起来,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人定胜天的。所以便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我自耕自食,不求于人,你让我做事得给我个理由。不管是完税纳粮,还是参军打仗,总得说服我,不然不做,不去。说破天去,我自己种地自己吃,什么都是多余的。而组织起来可以人定胜天,比如修桥铺路,比如兴建水利,都能够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在另一个方面,又有守望相助,愿意承担责任的倾向。这两个倾向结合起来,便是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不服别人管的性子,但又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历史在发展,文化在变,但这种精神的内核却不会变。所以汉人文化既有各过各的互不打扰的一面,又有面临困境,勇于冲上前去,以大无畏的精神承担责任的另一面。
如果说,阶级分化导致了部落、民族、国家的产生,那么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便就导致产生了不同文化的部落、民族、国家。在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交流与冲撞中,便就发生了迁徒与融合,战争与妥协,同时伴随文化的消失、改变与新生。
可以认为这种交流融合无罪,但不表示这个过程中的集团和个人无罪。不能够用人类文化交流的性然性,来为这个过程中的人和集团脱罪,不然就是对其他人犯下新的罪行。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可以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古人,随意臧否,不然你已经成为了百年之后人们的笑柄。一个人的言和行,总有其历史局限性。
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才能够指导未来。出于某种目的,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历史结果,是对历史的亵渎,是对现实的欺骗,是对未来的误导,是一种犯罪。
历史的洪流中不应该指出哪方是好人、哪方是坏人,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立场,有坚持自己各自文化与传统的责任。一个农耕传统的人,来到游牧地区,不做改变,还要坚持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会被游牧民族看作小偷。而一个游牧的人,到农耕地区还要坚持自己传统与文化,则会被视为强盗。一个人如此,一个集团也是如此,行为有好与坏、正义与犯罪之分。在你家里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到别人家里去做,还要怪别人不配合就是岂有此理。以此为理由大开杀戒,穷凶极恶,就是恶贯满盈,罪大恶极!
而从五胡乱华开始的游牧民族南迁,确实表现出了强盗的作为。你可以认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正常的,但不能够为其强盗行为脱罪,不然就是一种背叛。肆意杀戮,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十室九空,这种罪行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为后人之戒。
一个人要有是非观,一个民族要有是非观,一个国家同样也要有是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