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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生最后那句话——“每一个人的钱都是辛苦钱”——让我一个中午都没有睡好。
这句话对吗?
我眼前突然浮现一幕,我与陈总曾经的对话。
有一次,陈总跟我感叹,他跟街头炒粉的是一回事。
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炒粉的清早就要起来,很晚才能收摊。我也如此啊,每天清早就来,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哪个决策失误,少则几十万,多至几百几千万打了水漂。
炒粉的最多是这一天少赚点,不会去讨米。干我们之一行,决策失误,有些人最后真的当了乞丐。”
是啊,克鲁兹家族可以一掷千金,但不可否认,他们的钱也很辛苦——辛苦不仅是指体力,还指脑力。
我必须改变对罗生那种人的同情。罗生是因为懒,如果他愿意辛苦,就不会住茅房。
克鲁克要求有一个明显的预期,他的说法并没有错。
我从床上爬下来,边想边写下我的一个三个标准。
然后,改了又改,把那些似是而非的定语全划掉。再拨通郑先生的电话,了解克鲁兹以前的身体情况。
思考良久,才写下了三条具体标准:
初愈:可以下床活动。
巩固:可以生活自理。
恢复:可以回大学任教授,出国,达到中毒之前的身体状态。
我把这几条写完,觉得真的有些累了。
上床睡觉!
……
下午三点,郑先生来到房间。和我交流了一会儿。然后提醒我,记得带上护照和身份证。
我们走出宾馆,坐上来接我们的小车。
到了克鲁克家,我仍然像上午一样,扎针,拔火罐,给克鲁兹服中药。服完中药,我没再给克鲁兹按睡眠穴。
而是向克鲁克表达了如下意思:
派人记录克鲁兹的睡眠变化情况。我好对比药物起到的功效。克鲁克对站在一旁的菲尔叮嘱了一遍。
回到大厅,我把治疗的三个步骤,达到的目的,需要的金额跟郑先生说了。他向克鲁克作了翻译。
克鲁克说了一句话,郑先生翻译过来就是:“二十分钟后回答我。”
克鲁克家族成员起身,一齐走向另外一间房子。
郑先生对我说:“我也跟他们提了要求,如果同意方案,他们必须另外寻找一个翻译。因为我不可能长期呆在这儿。”
我点了点头,理解郑先生的决定。他作为一个商人,同时作为一个会长,社会活动家,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郑先生继续道:“当然,我也提出来了,新请的翻译最好是华人。如果是近十年过来的大陆人则更好,那样,你们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能更好地沟通。”
我说:“你想到非常周到。”
我们聊完了,一起在等待着他们商量的结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人都有些紧张。
我的紧张是,他们觉得我要价过份,要与我讨价还价。我还真不是一个生意人。
更担心的是,因我性格中含有某种冲动成分,是否会做出某种不恰当的举动来。比如,他们把价格压到四五百万,我会不会一气之下放弃治疗。
因为他们前期可以花五千万,劳而无功,克鲁兹越治越差。而我要一千万,他们又觉得贵了的话,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们是装出积极为长兄治疗的姿态。实际上是拖延治疗时间,就等着克鲁兹离开这个世界。
郑先生不说话,我估计他有些顾虑——生怕在这个时候,克氏家族节外生枝,让他一片好心付之东流。
二十分钟过去,他们仍然没有出来。
郑先生看了看手表。
我也扫了一眼客厅那座立式摆钟。眼睛离开了摆钟,耳朵却在捕捉“卡嚓、卡嚓”的声音。
这时,菲尔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她做着手势。我进房间给克鲁兹拔了火罐,回来坐下。
克鲁克终于走了出来,邀请我们进去。
在一间类似于书房的房间内,有一张大书桌,书桌上摆着一张已打印好的文件。桌前摆着两条高大的,类似于国内太师椅一样的座椅。
克鲁克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请坐。
我和郑先生坐在文件前。我猜测是一份合约,便用眼睛询问郑先生。他没有反应,而是在认真地阅读。
克氏家族成员站在我们身后。
郑先生屏心静气,一字一句地读完。
然后侧头对我说:“文件的内容是按到你提供的三条标准起草的。你不懂英文,我解释一下,这个文件很简约,也没有治疗失败,追究你负责的附加条件。
这在菲国已经相当宽松了。我以人格担保,你可以放心签署。他们是甲方,你是乙方。他们三人都签名,按上了蓝手印。你在右边签名,按印就行。”
我完全相信郑先生,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万山红”三字。
郑先生提醒我,一式三份。
我在三份文件上签下名字。
他再提醒我,把身份证和护照交给菲尔。菲尔复印了之后,把它们贴在文件的最后一页上。然后交一份给我,一份给郑先生。
郑先生提醒我,现在去客厅,将有个简单的仪式。
我们一起步入客厅。桌上摆着两杯鸡尾酒。
克鲁克端起酒杯,我也端起酒杯。
他说了一句话,郑先生站在旁边翻译:祝我们合作愉快。
双方把杯子一碰。一饮而尽。
这种礼节对我来说怪怪的,这不是商业合作,而是治病。难道签订一人治病合约,也要喝酒庆祝?
后来,我慢慢懂了这种契约文化,签约就是一种合作,不管合作的内容是什么。
大家坐下,克鲁克朝着我说了一大串。郑先生告诉我:“为了方便我治疗,也为了感谢郑先生。他们已在马尼拉聘请了一名华人翻译来接替郑先生的工作。这名翻译,明天上午可到。”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合约终于签就。酒也喝了。我们郑先生离开克氏别墅。
回到房间,郑先生说:“既然他们请了专门的翻译,那我明天上午与翻译见面后,就准备回宿雾。”
我有些不舍,郑先生多好啊,我对我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他能给我中肯的建议。他不是一个翻译,而是我在菲国的主心骨啊。
于是,我试探着问道:“新翻译是个什么人?”
他摇了摇头:“在这里不兴打听的,所以,我和你一样,目前一无所知。不过,我们之间可以多沟通。你随时都可打我的电话。我渴望克鲁兹好起来。”
我有些动情地说:“我心里有些难过。”
他说:“万先生,你要相信克鲁克是一个好人,他没有什么坏心思。这样吧,起居仍然由何云照顾你。在这里的一切,你大可放心。”
郑先生也要休息。我起身送他。一直送了很远很远。
说句内心话,就像小时候我娘去我外婆家一样,我望着她的背影,希望她尽早回来一样。我对郑先生的离去,也一样依依不舍。
人,都有脆弱的时候。特别是在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