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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转自何新的文章：
方堃：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
——何新著作《大历史?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编者前言
方堃|<wbr>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
我的学术确有发明，确有创新，确有渊源，确有根基，确有价值——大者济世，小者益身，所以不妨研究，欢迎研究。研究者自得其乐，必可受益。但是我的学术也确有失误，确有偏激，确有矛盾，确有荒谬——确须与时俱进，确须扬弃更新，所以不妨批判，应该批判。两者都欢迎，乐见后来居上！－－－－何新
何新素以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全球战略评论家驰名中外。但实际上，正如他所夫子自道的：“几十年来我所真正属意的、真正爱好的，下了多年功夫的，是在国学研究上，主要成果即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他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恰恰是属于历史学领域的《诸神的起源》，该书第一版于198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30年来在国内已有6个版本；在国外也有了几个译本，这在中国神话研究著作中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地位。
要在何新近30部600多万言的史学著作中辑录一本反映其概貌的选集，绝非一件易事。好在出版方给了《大历史·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样一个选题，使编者的“洪荒之力”有了使劲的方向。关于这本书，每篇都有“导读”予以评说。这里不妨先谈谈与本书不无关系的其他话题。
“道心惟微”与“理性的狡计”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世界“历史真正的源头在中国；所以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哲学的研究就必须首先从中国说起。……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中，所谓的撰修——也就是专门写历史的人，源源不断、连绵不绝，这是它的特色，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望其项背。虽然其他的亚洲国家也有一些自古流传下来的传说和神话，但是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历史只有在中国才有”。
当然，他的历史哲学“首先从中国说起”，是为了彰显他自以为是独家发现的“绝对理性”和“理性的狡计”。而实际上，他的“绝对理性”，并没有真正超越《尚书·大禹谟》所讲的“道心惟微”和《老子》《易经·系辞》《易传》的“道”；他的“理性的狡计”与《大禹谟》的“人心惟危”和《荀子》《韩非子》的“人性本恶论”也并无二致，与《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高明不了多少。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先哲主张“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大禹谟》），即人心人欲潜藏危险，必须通过把握规律（“道”）予以利用、疏导和节制；而黑格尔则通过研究欧洲蛮族的游牧和海盗传统在殖民化时代所获取的巨大利益和巨大进步，发现了“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这一秘密，发现了最敢于肆无忌惮地无恶不作的西方人注定要统治全人类的所谓必然性（他说：“受制于欧洲人，乃是亚细亚各帝国必然的命运；不久以后，中国也必然会屈服于这种命运”），这使得他实在忍不住要自信地偷着乐。他说：“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在这种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过程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他（上帝）的目的与他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他（上帝）驱使热情者为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他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观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由各个人的热情来受这种惩罚。”在这里，他实际上已暗示了汤因比所说的：“西方与西方化的国家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但对黑格尔来说，既然“绝对理性”懵懵懂懂地运行了亿万年，终于才在他的哲学里显露出了本相，他就成为了与“绝对理性”合二为一的“上帝”，至于他的后人会不会整体性地“遭到祸殃”，他还来不及管那么多；既然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他的后人能不能认识必然、哪天认识和遵从必然（顺天而行），他也确实管不了。
与中国先秦哲人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虽然黑格尔在他的自传中也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但他建立了世界哲学史上最为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客观唯心论体系，以其鸿篇巨制极大地丰富了辩证法。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成就了自己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信总有一天，人类必将因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彻底解放，完成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全人类从此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这种“善的目的论”，也恰好与中国文化传统对“道”或“天意”的体悟是相契合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扎根的深层原因。
何新（学术）何新？
何新的学术研究，是他在“知青时代”靠系统阅读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的名著起步的。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命运和使命的；同时又通过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著作，意识到中华民族也是有自己的命运和使命的；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是他认定的这两个使命的结合点。不过，如果仅凭这些在当年“解放全人类”的意识形态梦幻话语氛围下并不难产生的青春抱负，并不能注定何新后来能在学术上有多大作为。而幸运的是，在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泛演化逻辑”体系。遥想当年（1978年）刚入读大学3个月的何新，被误以为是“老学究”而受邀列席全国第一届逻辑理论研讨会，就不能不承认，共和国第一代人的知青岁月，虽然给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伤痕文学”和此后彻底否定新中国前30年乃至中华文明5000年的种种“情结”，但也给何新馈赠了受用一生的学术研究的逻辑工具。他平生在学术思想界卓尔不群、独树一帜，也是这种迥异于他人的逻辑视角使然。1988年，他曾对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夸下海口：“我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方法，如果老天爷给我时间和机会，我有志刷新一代学术”，其底气也在这里。他的“新理性主义历史哲学观”，正是这种逻辑思想的应用和延展。历史学是哲学及各种人文学术的基础。古人说“六经皆史”，而何新的所有著作其实也都有着历史学的视野、底蕴和风格，都遵循着建立各种历史和当代社会现象的逻辑演化或逻辑联系的内在理路。概而言之，何新（学术）何新？就新在这里。
当他骑上自己的“泛演化逻辑”之马闯入中国学术界以后，惹下的第一个“弥天大祸”，就是在1981年发表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认为马克思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命题的实质，就是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抽象于欧洲历史的社会发展规律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例如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普遍使用奴隶作为生产工具的社会制度。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公式不适用于中国，应当予以推翻），从根本上动摇了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史学领域的统治地位，实际上也是瓦解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根基——既然“五阶段公式”（规律）不成立，那么我们并不一定是处在更高的社会进化阶段，那我们的历史方位何在？既然中国先秦史上并无典型的奴隶制、秦汉以后也无典型的封建制，那么中国的历史演进规律相对于欧洲，究竟是一个什么特点或特色呢？这不仅给何新自己、也给中国的整个学术界提出了重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巨大课题。
与此同时，西方话语蜂涌而入，迅速填补了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革命意识形态退潮以后的话语空间。此时的何新，也驾轻就熟于自己扎实的西学基础，在《读书》杂志最早发表文章推荐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当时多数学界精英还不知道顾准是谁；1983年发表《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究的尝试》；还接连发表了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种种弊端的系列学术演讲（后结集为《中国文化史新论》出版）。作为1980年代“文化热”的肇始者之一，何新当时与其他学术精英“言必称西腊”的套路基本上并无太大区别，无非是与西方历史比较，中国传统上这也没有、那也不足的套路。所以何新并非先知先觉者。但不同的是，他索绕心头的中国历史的特点、特色始终挥之不去，对东方复兴、中华复兴的趋势、机会、路径的探索始终没有放弃。他后来回顾道：“在那前后黎澍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从此，他一头扎进华夏上古经典的故纸堆之中，历经20多年没有停歇下来。在这个人类真正的历史源头里，他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找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命运和对人类承担的特殊使命。
不过，何新虽然写了近30部历史专著，但大部分都是对华夏上古史的考据和重构、对先秦经典的重新解读，而没有一部类似黑格尔《历史哲学》和在俄罗斯思想家那里常见的《俄罗斯的命运》之类的专著，甚至也没有写过系统体现自己独特视角的《中国通史》或《华夏上古史通论》之类的著作。但他的史学体系是名副其实的大历史，其中包含了重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所有要素。
本书正是以此为线索，着眼于编选何新史学论著中最具有思想性、概括性、结论性、方法性而又篇幅不太长的篇章，加上每篇之首的“导读”，用五个部分大致构建了类似于《何新史学概论》的一个框架体系。
历史哲学的新视野
第一编“历史哲学的新视野”，是从人类历史长程着眼，反思中华民族“为什么能？”究竟“有多能？”历史文化虚无主义“为什么是错的？”由于是“挂一漏万”的选编，这些问题回答得或许不系统，但其中对中国历史独特演进规律和文化自信的言说，必定会予读者以深刻印象。
蒙田说过：“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直到启蒙运动时代，富于批判精神的西方思想家还大多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针对那些非议中国哲学的言论告诫欧洲学界：“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这真是狂妄之极！”法国影响力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说：“西方的一切都是东方给与的”“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所以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世界“历史真正的源头在中国；……历史只有在中国才有”，因为欧洲蛮族确实是从文艺复兴运动才开始真正脱离“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的“野蛮状态”。但也正是黑格尔发现了纵有“郑和七下西洋”之类的壮举，中国文化确实没有抢劫杀戳土著、殖民霸占域外领土的“基因”之后，误以为中国人不懂“理性的狡计”，所以提出了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缺乏“反思的历史哲学”等“存在于知识之前”的种种“粗浅的无知”谬论。这就为西方打造“受制于欧洲人”的殖民主义学术传统，提供了系统而“高大上”的关键词。一百多年来，这一套话语体系如洪水一样入侵渗透到中国精英的历史认知之中，使中国学界陷入“‘知识’之后”的“博学的无知”，几乎“集体无意识”地成为西方学术和西方话语的“传声筒’、“打工仔”。何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是民族共同体危机的征兆。今日华夏面临的西化、戎狄化威胁远胜有史以来的任何时代，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基本价值几乎荡然难存，中国再度遭遇重大的文明危机！
“西方中心论”的基石是其构建的“欧洲人和西方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和非西方人优越”的历史学言路。所以，重建中国话语体系，首先必须重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中国利益为主体的历史解释体系，重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经历相吻合的新观念和新模式，重建以考古学为依据的客观性和以历史哲学为依托的逻辑性相统一的新史学体系。何新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列祖列宗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21世纪世界中的命运和地位，取决于这一点。”“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吧！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历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历史是我们民族的生命之源！”“我深信作为伟大华夏英雄先祖的后代，中华民族有资格拥有一个更光辉的文明未来！”
本编汇集了何新对中华5000年辉煌历史的新评价，以及对积非成是的“中国文明封闭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论”等流行观念的批判，并以他“关于新理性历史观的哲学思考”作结，为读者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新视野。
华夏诸神的起源
第二编“华夏诸神的起源”，概略地反映了何新几部专著对华夏上古英雄时代的复原和再现。
何新誓言“刷新一代学术”，最出色地体现在他对华夏上古史的重构。本编各篇的“导读”对此已多有概述。这里强调一点：华夏先祖作为人类农业文明的发明者，最要紧的是观测把握太阳等各种星体（天）的运行规律及其对万物生长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把握与食物再生产直接有关的江河、山岳、土地、动植物和风云气象的“秉性”。这使得华夏先祖在全人类最早发明了科学的天文历法体系。何新率先揭示了这一点（古天文历法学权威陈久金称赞说，这是一个后来得到发掘出的古天文历法文献确证的“新的惊人发现”），并成为他解开华夏文化根脉之谜的一把钥匙。他指出：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华夏上古先民先后建立了以太阳、北斗、北极枢等为不同天文坐标的不同天文历法体系，逐步建立起通过综合观测多种星位坐标来观象制历的历法体系；随之在宗教祭祀上也经历了由太阳崇拜到北斗及北极星崇拜的演变。华夏上古“五帝”之一、奉行太阳神崇拜的强势部落首领颛顼，其主要功德正在于对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巫术进行了“绝地天通”的伟大改革，创立了以天文历法为底色、以各种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为背景、以历代祖先的经验积累为依托的上古之神道教，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宗教祭祀活动，避免天文历法的混乱和不断失传，并在夏、商、周三代逐步泛化或演化为宗教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秩序。古人往往将人文神话（先祖中的英雄人物）、宗教祭祀、民间节气（日）习俗等附丽于天文历法学基础之上，这正是华夏诸神和宗教的起源；先秦的“道”、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观念和“大一统”的政治理论，也正是建基于对“天道”的观察、反思和抽象。
何新这个解释体系，至少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使华夏远古诸神得以名正言顺、各归其位，为结合考古实证重构脉络清晰、逻辑缜密、井然有序的华夏上古历史体系扫清了障碍。二是破除了疑古论者常说的中国古代只有巫术而无宗教的无知之妄论。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本土宗教信仰。中国上古崇奉一种以天地自然神和祖先人文神为主要神灵的敬祖奉天的神道之教。上古神道教不是什么原始“巫术”或“魔法”，而是具有系统化宗教神话和完整祭祀礼仪的发达、严密、成熟的宗教系统。周礼之主体制度，正是以神道教之宗教祭祀为核心的一套典章制度。这种神道教在汉唐即已传播到东亚，特别完整地保存在韩国和日本。孔子的儒教或曰礼教，也正是通过对上古神道教的人文化改革演变而来的。战国秦汉之际，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汉、晋、唐、宋以后，中国的本土宗教以儒教为主，佛教与神道教及儒教等兼容并行。三是为今人读懂先秦经典提供了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资源，从而也对我国何以早于西方1800多年就建立起“非常近代化的政府体制”找到了文化根源。《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一统”之“大”，重视、尊重也；“一统”，指天下皆统系于天子。皇帝之所以叫“天子”，“大一统”之所以被归结为基于天文历法的“王正月”，正是华夏上古以来以天文历法学为“科学基础”的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使然（“道”或“天意”的唯一性在人间的实现）。秦汉确立的集权体制，并不是像西周那样对皇亲国戚、军功勋贵及其不断繁衍的家族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对王朝自身统治的稳定性和皇帝个人安全的保障性也并非最优选择（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此多有论证），但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和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则有着“存乎神者之不测”或“理性的狡计”之妙。西方直到霍布斯（1588－1679）的《巨灵论》，才初步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国家即伟大的利维坦——是一个人工模造的人；其中，主权（君主）是它的灵魂，官员是它的关节，奖惩是它的神经，财富是它的实利，安全是它的事业，顾问是它的记忆，公平法律是它的理智，和平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则是它的死亡。”（略引）
何新指出：“我认为中国上古曾存在崇拜太阳神的系统天文宗教，而伏羲（曦神）、黄帝（光煌之神）、炎帝（雷电炎火之神）、祝融，原都是上古太阳神及火神、雷电神的名号，后来成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号。所有这些论断，对历史及现实，以及理解华夏文明在东亚文明之位置均至关重要！”此言的确不虚。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何新对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和道路的把握不仅是深刻而系统的，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学经典新解
第三编“国学经典新解”，基本体现了何新对先秦经典的独特解读和主要评价。遗憾的是未能编入让当代中国人真正得以读懂读通先秦经典的何氏“译文”。编者在这里大胆地预言一句：经过精编精校之后的何译（文白对照）《国学经典》，终有一天会成为国人阅读先秦经典的主流读本，就像《培根论人生》的中译本虽然已有上10种，但其他译本都只能销售几千或上万册，而何译本却能发行100多万册一样；事实上，近年已有学者以何著《国学经典新考》为训诂依据和译文标准，来开展自己的国学研究；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8年出版、次年再版的15卷本《何新国学经典新考系列》，因为出版方曾“延请专家及好编辑、好校对，对全书细加审定”，所以目前连“孔夫子旧书网”也一书难求。
需要说明的，一是每种经典只收入了何新系列论著中的一篇解读文章（比如，编《<</span>老子>是中国第一部纯哲学著作》时，原本很想将最能体现何新“泛演化逻辑”视野的《论老子的“有”与“无”》作为附录编入，但此范例一开，本书的篇幅就没法控制了）；二是《何新品<</span>诗经>中的史诗》《<</span>楚帛书>新考》《宇宙之问<</span>天问>新考》《<</span>心经>新考》等何著中的相关解读文章由于篇幅原因未便收入；三是何新对经典的解读更多体现在逐句逐篇的注释和题解之中，“导读”未能对此作出概括性介绍。所以本编难免有“窥一斑而未见全豹”之憾。
华夏史上的圣与雄
第四编“华夏史上的圣与雄”，选取何新相关论著中的9篇，让我们能够领略这些奠定了中华文明自东周秦汉以来历史走向的圣哲（孔子、老子、子夏、墨子、孙武子、屈原、董仲舒）雄霸（秦昭王、汉武帝），面对他们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趋势，究竟“做对了什么”必须做的事情，使他们得以成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史上永远不会堕落的神圣巨星。
何新认为，正因为历史进程中存在理性的逻辑，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否知道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否具有这种判断力，就是一个政治家（也包括思想家）伟大与昏庸的区别。在广义上，皇帝或国王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汉武帝晚年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这说明汉武帝对“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有深刻领悟和使命担当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秦始皇创建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历史功绩时感叹道：“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这就意味着，当权者哪怕“做对了”“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也并非都是出于道德目的。所以，黑格尔曾嘲笑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是一种幼稚的道德史学。何新指出，中国历朝历代直到今天出版的那种种历史书，也无非是在沿袭着孔子所开创的主观道德史学套路。所以需要探索历史的终极性意义和目的，需要认知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需要在这种框架下重新解读和建构历史。何新选取中国历史上的这9位“圣与雄”来树碑立传，也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哲学理念。
希腊印度伪史考
第五编“希腊印度伪史考”，是作为“立此存照”的启示录，使我们知道西方积500年之功所打造的庞大话语体系，是何等的漏洞百出、是何等的假冒伪劣。这组文论，与其说是考据、考证之作，不如说是提供的视角与方法，使国人不再陷入“言必称希腊”的迷魂阵里“找不到北”。当然，它对前几编以中华民族为本位的历史言说体系本身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对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只有中国才有”的确证。
清流文人常说“金钱如粪土”，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庞大话语体系，正是从“威尼斯商人”——美第奇等家族银行所资助的“粪土”中生长出来的罂粟之花，虽然无比的美丽诱人，但确是西方“上帝”实现其“狡计”的有效意识形态工具。国人往往并不真的相信意识形态有多么强大而神奇的力量。但你只要去印度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虽然有西方的数百年殖民统治和印度独立建国后70年的“选举民主制度”，但在印度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秩序中，印度教3000多年来所构建的“种姓制度”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客观存在，并且与“普世价值”珠联璧合、和谐相处。这就是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控制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最显明的例证。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许倬云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世界特别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原本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婆罗门情结”，其文化和制度设计都是根源于这个力图世世代代充当“最高种姓”式的统治者的“情结”；他说：也正是因为这个贻害无穷的“情结”，“人类是大自然的癌症，西方人是人类的癌症，西方精英是癌症中的癌症。”
世人之所以对西方统治精英集团这个灾难性、毁灭性的“癌症”认识不清，就是因为正如《圣经》所说的：“魔鬼永远都是以天使的面孔出现在世间。”这个“天使的面孔”，就是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打造的为“资本统治人间”服务的话语体系。它如今已内化为全人类看待和解释世界万事万物的“无意识”、“潜意识”或“本能”。这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厦，因为它确实几乎穷尽了人类所可能有的哲学智慧、语言技巧，其中也充满着炫目的“真理颗粒”（就像当今世界库存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数百次一样，它们之所以能够被制造出来，也是基于人们对原子世界的“真理”有所发现的）。而不解构这个大厦，不挣脱西方话语体系的精神控制，作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有特殊的天赋使命的中华民族，就看不清楚已被西方话语体系全面歪曲过的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更看不清楚人类未来如果要继续生存发展下去可供选择的新前途、新命运，就只能如黑格尔所沾沾自喜地预言的“受制于欧洲人，……中国也必然会屈服于这种命运”。这就是何新积30多年之功，辛辛苦苦地系统研究了人类唯一拥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华夏上古历史之后，才在60多岁时“蓦然回首”，以病痛之躯奋力一搏，开始解构作为西方庞大话语体系基石的“世界伪史体系”之旅。近年的何新，已无力撰写早年那种“学术范”的长篇大论，也无法像其中年解读先秦经典那样，穷尽中国历朝历代的考据研究成果，结合近代以来的考古实证，以现代学术工具予以重新审视，构建自己的宏大解释体系。所以，他近年出版的两部“希腊伪史考”和解构西方编造的印度伪史之作，都只是一些论证并不严密的“读史札记”、“学术短论”。但是。如果缺少这一部分，何新的整个史学体系就是残缺的，他的历史哲学在内在逻辑上也非“自洽圆融”的。人们读再多的何著，也是难以获得真正的“大历史”视角的。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浙江大学出版社王雨吟女士严谨细致，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周文、慧坚、世殊等老朋友及我的同事海波、古娜、文畅、黄媚给予了无私协助。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编者对部分篇章的标题作了改动；有的是几篇整合为一篇（“导读”中有注明）。若有不准确之处，由编者承担责任。另外，每篇所加的“导读”，参考了许多学者的许多相关研究成果，在此谨致谢忱。经何先生同意，还尽可能采用了他的许多未刊稿的内容，但“导读”文稿未经何先生审阅。由于编者学力不逮，凡有不准确和错误的地方，皆由编者文责自负。
2016年8月24日于南海之滨